sunbird个人简历

sunbird： 女， 生于1951年6月，中共党员。中学高级教师（退休） 大学本科，1969年1月到汉源三江公社（现梨园乡）插队落户，五年间当选过汉源县和雅安地区先进知青，参加成都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汇报团。担任过公社科研员，大队民兵副连长。1974年11月离开汉源到雅安师范校读书。1976年8月开始教师生涯，在汉源温江成都数个中学任过教，任过团支部书记，班主任，教研组长。在教学同时以进修函授形式完成了中文英高等学业。2006年7月退休。

一个先进知青轻生的前前后后

这是一个多年不愿公开的秘密，这是一段久久不忍回首的历史。

邓小平文卷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是啊！这个"极端"几乎把国民经济推向崩溃边缘，同时造成了大大小小的社会悲剧。邓小平短短几句话，高度概括了亿万人民对这段历史的切身感受，我知青时的一段特殊经历便是这个悲剧的一个音符。

我是成都市某中学初67级学生，1969年1月随成都3中高67级的哥哥到雅安汉源县三江公社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像那个时代多数青年一样，我怀着神圣的信仰和战天斗地的雄心，与哥哥姐姐们挥汗山村。我先后获得过汉源县和雅安地区先进知青称号，还参加了成都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汇报团，与当年名震四川乃至全国的先进知青巫方安，梅耀农同台汇报。可是就在别人以为我处于荣誉巅峰时，我却采取极端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昏迷中我被救护车拉出生活劳动五年的乡村，送往近百里外的县府所在地医院抢救。

我走出这一步的直接原因是抑郁症，这种疾病最危险的症状就是自杀。专家告诉我们，这种疾病的消极情绪行为与个人意志品德无关。也许我基因中就有某种缺陷--我爷爷在兵荒马乱盗匪四起的上世纪初叶抑郁恐惧自缢身亡。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发病的潜在因素，正如很多人都有患癌的可能性一样，只要没有某些特殊的外因刺激影响，人们可以无癌一生。那么，是哪些因素使年仅二十三岁的我爆发了如此严重的抑郁症呢？事情得从头说起。

我出生于教师家庭，从小喜爱学习，积极上进。小学时期我在欢乐中度过，年年被评选为（四）好学生，并担任了大队委。初中学升学考试我成绩优秀，却没能进入老师指导我填写的一所全国知名学校。后来老师遗憾地告诉我，因父母历史问题我政审不过关，这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第一道阴影。上中学后，正当自己以优秀学业和踏实工作换来老师喜爱同学尊敬因而渐渐抚平着心灵伤痕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被打成黑五类狗崽子时，我才知道自己的"历史"问题有多严重：同父异母的大哥临近解放随就读的国民党海军军官学校到台湾，母亲因解放前当过校长并参加过某些党团组织而被暗中戴上反革命的帽子（65年揭帽时母亲才知道）。我的上进表现被视为伪装积极，我的优秀成绩正好证明臭老九们不讲阶级路线不问政治醉心培养修正主义苗子。于是我的日记被肯定记载有反动思想而遭查抄，我的洋娃娃被怀疑藏有通敌的发报机而遭撕毁，这一切给我心灵留下了深重的伤痕。

1968年12月21日，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我家两兄妹，可以只走一个，我却执意跟着哥哥到农村去。一方面，成长在五星红旗下的我们对党和毛主席怀着忠诚；一方面，我想用行动证明自己，我们不应该受到歧视。

由于父母生育我已年过40，我身体素质先天不足。十多年生活在大城市，骤然来到山区，面对艰苦的劳动和生活环境，我的身体严重不适，几月后成都知青工作组来汉源检查工作时发现我满脸病容，感到我病得不轻，把我带回成都。经检查我心脏出了毛病，医院建议我治疗一段时间再检查。治疗待查时期漫长无聊，就在这个阶段，初中同学约我到母校插队落户的川北平武散心。

平武是与汉源差不多的大山区，我们是7月去的，几天后打算返蓉时遇到连天暴雨，山洪冲毁了路基，我们只好呆在平武等待。不久我们用光了钱，大家忧虑着怎么回家，这时插队平武的同学为我们联系上63年从成都到此地林场的老知青。其中一个叫谌曦的青年非常健谈，他给我们分析知青的现状，讲得既有趣又在理，而且很催人奋进，我们对他产生了好感。他本人正打算回成都探亲，爽快答应尽量帮我们的忙。几天后他找到车，捎上我们一行数人。由于车子出毛病以及同车工人师傅对他挽留，本来一天就可以返蓉的车程我们走了4天。这几天行程中我惊讶地发现众多工人对谌曦非常友好，而我们被作为谌曦的朋友，也受到热情款待：车旅食宿免费，并有幸和谌曦一道被工人师傅带入德阳第二重型机械厂参观。这是国家的重点建设，当时我们这种出身的人是很难进入这个厂门的，我们在这里大开眼界。这一切使我们加深了对谌曦的好感。

回成都后我们到谌曦家致谢，谌曦个人房间全布置着他自己抄写的毛主席诗词和相配的写意画，在我们眼里这些字画简直像出于行家里手。我和女伴们满怀惊叹坐在这个小屋，在这里我们见到了谌曦的父亲，言谈中听得出他是一位对共产党怀着感恩之心的穷苦出身的干部。谌曦也给我们做了有趣有益的交谈，他谈到初下乡时的幼稚，谈到生活中会有挫折，谈到与人相处需宽容，谈到要搞五湖四海。在他的写字台上，我发现一个空本扉页上写着这样几句自勉的诗句：困难阻挡不了坚强的人/任何挫折丧失不了有远大理想的人/真正革命就经得住一切考验/他任何时刻决不停步地勇往直前/为人类伟大的事业而贡献一生/愿自己永远成为这样的人。我推想已下乡六年的谌曦正是靠这种理想决心在远离家乡的平武林场战胜了种种困难，锻炼得如此富有才能，人情练达，于是拿出笔来打算抄下这几句话激励自己。谌曦见状，索性把这个本子送给了我。

我们在平武初识谌曦就是从他抄写的毛主席诗词《咏梅》及他画的一束梅开始的，几天感性理性的了解，我把谌曦视为学习毛泽东的优秀青年。带着当时个人崇拜的思维特征，我对谌曦产生了由衷的敬佩；又由于他给了我们雪里送炭的帮助，我对他怀着深深感激。经医院检查我身体情况宜"缓走"，我却再也不愿百般无聊地呆在成都，我要向谌曦这样的先进青年学习，我迫不及待回汉源了。不久，身处千里之遥的我和谌曦几乎同时向对方发出了第一封信，开始了我们漫长的友谊史。

其实汉源那一伙知青也很有理想才学，而且能歌善舞。下乡前期就自办《广阔天地》小报，出发时把油印机也带到身边，大家高唱着俄罗斯的共青团员之歌慷慨悲壮离开家乡。初到汉源时，我们翻山越岭到各队去宣传。然而当我十月返回汉源时，大山区艰苦的条件和贫乏的文化生活使一些青年早已调走。由于我心中有偶像，加之本队的同伴们都不甘沉沦，我们相互鼓励，保持着高昂的热情。我们努力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一样背粪上山，一样爬树摘梨，一样顶烈日抗旱，一样冒严寒开田；我们打柴、背煤、养猪、磨面、啃玉米馍、喝酸菜汤。我们还尽力为建设农村作贡献：办夜校，搞医疗，推进良种，试制农作物促生素，从成都为生产队购物…… 我们感受着疲惫，疲惫得天天盼望下瓢泼大雨，能在家中好好睡一整天；我们也体验着贫困，贫困得用漆树腊当食油炒菜。可我们仍然拉琴、唱歌、作诗、欢笑--我们在学红军长征精神，我们下乡期间真的沿当年穷人背茶包的崎岖山路到邻县泸定，去参观过铭刻着惊世骇俗的红军精神的泸定桥！直到一个个知青招工离去，我队只剩下我和一个比我小的女知青，这时听说招工停止，需要找关系走后门才能离开农村，我开始感到惶惑不安。我们已竭尽全力，可由于工分值低，我们无法养活自己。纯朴善良毫无名利可失的山民对我们"重在政治表现"，我当选过县先进知青，还担任着生产队民兵副连长，公社科研员等职务，一次次被推荐招工；但不少当权者害怕惹麻烦丢乌纱，只执行"有成分论"，我一次次政审不合格。能让哥哥调回成都照顾年过六旬的父母已算万幸，身为臭老九的父母早就几乎沦为无业游民，哪有什么关系背景？看来我是难以调回去了，该不该找后门呢？

带着这个问题，1973年春节回蓉探亲时我找到谌曦请教。其时由于误解我们已近两年没有通信，久别重逢消除误会后我们都特别高兴。彼此互赠礼物诗文。我对谌曦的友谊迅速转向爱情。对于我的问题，谌曦果断认为不该走后门："应该抱定这样的想法，一辈子就在农村又怎样呢？"他还拿出一张宣传扎根农村的成都知青梅耀农的报纸给我看。我虽然感到这条路对我来说很艰难，但出于对谌曦的情感，我暗下决心奋力攀登，达到谌曦的思想高度。